通往商业历史的暗道

几年前，在一个私下场合中，万科的王石与我对坐闲谈，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这些年，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我日渐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对成长的渴求、隐藏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气质，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最被人提及的商人楷模及群体是清末胡雪岩、山西票商和徽商。可是，在我的研究中，实在很难从这些商人事迹中寻找到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基因，它们更多是传统农业社会及官商文明的产物。那么，中国企业家的生命基因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追源?
民国一代企业家由此承载了我们关于传承的希冀，根据黄仁宇的看法，“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景象。”法国学者白吉尔在她的名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上半时代)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这些人中，状元出身的张謇和布衣出身的荣德生可以代表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到了第二代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以及银行家陈光甫他们，或留学国外，受过西方新式教育，或在国内接受了全新的思想资源，他们身上已有了现代化的自觉追求，成为新型的现代企业家。在两代民营企业家之间，相通的是他们“实业救国”的情怀和抱负，这是1949年以前几代中国企业家的共性。卢作孚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
但放在整个近现代工商业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却不由唏嘘。130年中国公司的衍变，它的演化进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政体的颠覆所打断，财富的传承、血脉的延续、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在改朝换代的战火和革命中被一次次地推倒重来。当一代一代的企业家白手起家、从废墟中重新开始积累财富的时候，中国近现代的商业文明便从此缺乏了从容、透明的底色。
费正清则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至少在本章〔1911-1949〕限定的年代里，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长跨度的、戏剧性的历史衍续在费正清的眼中似乎从来没有断裂过，在另一段文章中，他告诉人们，“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他之所以说更“窄”，而不是说“更多”或“更广”，确乎是有他自己的判断，他是高龄的历史学家，他应该看到了历史的某种必然性，否则不会这样写。
很显然，我们已经抚摸到了一条历史的暗道，它通往一个未知而悠长的答案。我们要出发去寻找一个的财富族群的精神来源，它显赫而多难，浮躁而忧伤。百年以来的中国商业历史总是不押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像极了这期间每一个坎坷而迷茫的人生。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是如此的英勇，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历史的水流所至，不管遇到什么都给卷走，不论遇到什么都被它冲走，连流动的记忆也显得不太真实，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晕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但是，一切仍浮在河流冲力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