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十大危机悬念

一些传统优势正在丧失,浙商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也开始逐渐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浙商成为百年商帮的历史考验才刚刚开始。

浙商是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老板群体”,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在证明浙商是当今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创富集团。资源不怕少,企业不怕小,身段不怕低是他们的特色和优势。浙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共生共荣,小企业和规模经济的统一,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互动,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集群等发展模式,不是浙商的首创,就是浙商做得最好。

但是,要继续保持自己的领跑优势,起于草泽的浙商远远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在新的竞争环境下,浙商面临外部资源短缺和自身素质瓶颈的双重考验。浙商的一些传统优势正在丧失,浙商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也逐渐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浙商成为百年商帮的历史考验才刚刚开始。

改革开放30年,一辈人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种崭新竞争模式的转折点。曾经辉煌并渴望继续辉煌的浙商,在本土经验与后WTO时代西方商业竞争全面渗透的今日,无法那般笃定,在各种难以预料的悬念中,开始整理经验。

第一代接力棒交给谁?

关于父子传承,有一段对话非常经典:“如果儿女比你强,不必留产业给他;如果儿女不如你,何必留产业给他;如果儿女跟你一样,也没必要留产业给他”。也许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位父亲的潇洒,但辛辛苦苦打下江山的第一代浙商肯定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自己跑到终点后,接力棒交给谁?假如自己的儿女不成器,我的庞大企业交给谁?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便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本来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在中国并没有发育完善。

本土产业流失严重?

浙江现在资源短缺,成本上升,企业外迁越来越多。不要说中国的西部或东北,就是安徽、江西等地的劳动力、土地、水、电等资源都要比浙江丰富而便宜,一些浙江的生产基地因此而迁往外地。

上海离浙江很近,其人才、资金、信息、技术密集,而且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商务成本并不比浙江高。比如浦东的企业所得税比浙江低得多,在浦东注册一家公司,如果资金流量大一年就能省出来几百几千万。这样的结果便是浙商总部迁到上海,生产基地迁到江西,浙江的产业竞争力就会下降。而浙江以产业立省,便有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最后,在外的浙商挣了钱回来买房子,房价越来越高,竞争力越来越差。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家族企业将自动消失?

浙商企业多数是家族化企业,而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推行了将近30年,某种意义上说,目前中国家族企业继续生存繁衍的最基本要素——供挑选接班人的足够子女数量,正在消失。而这一“资源约束”在未来将会更加突出,因为即使算上堂表兄弟等旁系血缘,也不能根本改变这一“供求关系”。因此,传统家族企业将面临社会性变革的压力和动力。

第二代 “基因突变”?

一般人都相信,第二代浙商在“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上面将会超过父辈。问题在于,父辈的创业者素质——诸如肯吃苦、敢冒险、保守中的创新,以及敏锐的直觉商业的天赋,能不能继续成为他们身上的“基因”——这不仅关系到浙商的第二代,更关系到浙商群体的历史存续——没有稳定的“基因”是不可能保证一个族群繁衍壮大的,因为至少三代以上的经营才有可能成就一个浙商品牌,否则仅仅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现象而已。现在的悬念在于,穿皮鞋的第二代,与光脚的父辈们的差异究竟有多大?

省外浙商风头盖过省内?

浙江省内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已经成为维持可持续高速发展的紧箍咒,但可以从内涵式和外延式两个方向实现这一瓶颈突破。内涵式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摒弃高消耗、粗放式、低效率经营。而外延式则是继续寻找便宜的土地、能源和其它要素,维持原有的增长模式。现在还无法判断到底哪一种力量更为强大。

外延式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省外,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资源成本的低廉、招商引资政策的优惠以及熟门熟路的对原有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将吸引更多浙商到省外发展,这应该是一件好事,唯一的负面影响在于有可能因此削弱内涵式增长的推动力。

主导产业继续模糊?

什么赚钱做什么,这是浙商留给世人的印象。要概括出浙商的行业并不容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是商战兵法,也是浙商的“赚术”之秘。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如果河道不固定,水流随时会改变方向,就不容易成型,浙商过于灵活应变,投机性强,则不利于形成自己的核心优势产业。浙江一直以轻型工业为主,目前正在向重化工业升级,这符合产业演进规律,但是如何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确立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强势产业地位,目前还需进一步探索。

会不会被“粤商”反超?

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可以证明浙商乃当今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创富集团,但在20年前,同样的荣耀却是属于广东商人的。今日的浙商正被越来越多的赞美之词包围,要继续保持自己的领跑优势,远远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一方面,粤商等传统强敌仍在稳扎稳打;同时全国各地的新锐商帮也在崛起。就目前的浙商来说,别人无法拷贝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多。更重要的是浙商作为一个商帮的全国地位和历史影响。时间是最权威的评判者,晋商至今仍被时时提起,其横跨七八百年的辉煌历史是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浙商的历史考验才刚刚开始。

内部板块融合还是分家?

就好像我们说不出什么是浙江话一样,浙商其实也不是只会说“一个地方的话”。按照王志纲的分类,“二级浙商”可以归为“温台帮、浙中帮和宁绍帮”三大板块,这三大支系各自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和风格气质。曾有人把浙江现象概括为温州模式的放大,但马上发现这一观点经不起逻辑和实证的推敲。由各个存在一定差异的支流组成的浙商群体,在未来将趋于同一化还是个性更加清晰,笔者的判断是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小个子”会不会变成“大块头”?

处世低调,个头小巧,手眼灵活,流动性强,这是浙商的特点。浙江企业平均规模不大,但爆发力竞争力都很强。那么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作为“细胞体”的浙商会不会相应膨胀？答案还不一定。因为遍布浙江的特色产业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型规模企业的成长,其成因在于:以某一类产品为专业的产业专区里,小企业通过区域要素市场交换实现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也就是说,这种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看起来就像一个个“超级股份公司”,“内部企业”都在大树底下,生存的风险和竞争的压力都相对较小。因此,浙商很有可能继续“小而美”的旅程。

草根浙商是草还是根?

英雄不问出处,第一代浙商九成是“苦出身”,“草根”是浙商起家时的LOGO,是低微的无人注意的任人踩踏的小草,同时又有钻进土层深处的发达根系。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草根生长将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根部不变,枝叶繁茂,但仍然还是“草民”;另一种则是根扎得更深,枝叶变粗变长,长成大树,逐渐脱去身上的草莽气息。这两种变化决定了浙商的不同前进方向。



产业集群盛极而衰

产业集群一直以来与专业市场一起被视为浙江民营经济的两大“引擎”,可是这一强力引擎近年来出现了功率衰退的迹象。

产业集群一直以来与专业市场一起被视为浙江民营经济的两大“引擎”,全省共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工业区块601个,块状经济工业总产值15826亿元,这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64%,企业总数30.84万家,其中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19065家,从业人员约800多万人。可以说产业集群占据了浙江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块状经济主要产品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78个,主要有纺织、服装、电气、通用设备、交通设备、金属制品、电子、皮革、工艺品等。

可是这一强力引擎近年来出现了功率衰退的迹象。2005年浙江省工商联等部门对浙江的产业集群进行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目前,浙江各地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普遍日子难过。而产业集群外的企业反而比较好过。《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对此做过分析,概括起来,现阶段产业集群的症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产业本体仍较孱弱

因为浙江的很多集群产业集中于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产业门槛低,仅仅通过简单的模仿与学习,就迅速形成了大量低端的产业集聚。这些集群里的企业以个体、家庭企业为主,起点低、规模小,在广泛存在的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的情况下,产业集群之间和内部的分工和专业化必然受到限制。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规模、资金、人才,只能以低成本为竞争优势,而其价格优势又很大部分来源于环保等内部成本转移给社会成本所致,加之企业的积累有限,培育不出知名的品牌,影响了产业链的升级和集群竞争力的提升。

很多曾经辉煌一时的产业集群,开始未老先衰发展后劲不足,甚至消亡,如浙江温州和广东中山各有一个灯饰产业集群,但前者由于技术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过关终至消亡(也有部分温州企业迁移到了中山)。

公共服务体系滞后,市场不均衡问题突出

因为绝大多数集群经济都是自发形成的,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战略设计,公共服务相对滞后,往往先天条件不足。很多集群内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缺少关联产业和辅助支持产业,缺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效支撑。政府与中介机构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关于政府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各国学者意见不一,但在现阶段中国宏观环境下的集群经济,属于不充分市场,市场失灵和失范的概率较高,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

行业协会是集群经济中重要角色之一,众多规模较小的企业通过协会联成整体,避免了单一经济人理性的副作用乃至“囚徒困境”的出现,从而采取一致行动,提高市场竞争力。我国很多集群经济中没有协会,或是存在一些官方派出机构的协会,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

集群内部学习与知识创新能力不足

集群内企业往往起步于模仿和仿冒,因为路径依赖,仿冒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一种习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体系的不完善,仿冒的市场成本和违法成本均十分低廉,完全靠经济人理性支配的企业主,谁都不愿投入大量资源,去承担风险和收益比例不对称的新产品研发。同质化竞争的结果,使得价格成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竞争手段,集群内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难以避免,创新能力很难增强。

“57.52%的企业没有投入科研经费,仅18.10%的企业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产品。”这是浙江省工商联最近组织对浙江民企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果,凸显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从近年来的新生增量看,浙江大部分是原有区块的扩张或扩散,更多属于投资驱动的外延扩张,源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新生区块不多。从2000年到2004年,全省块状经济总产值增量约9830亿元,真正源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新生区块仅29个,总产值约889亿元,分别占新生区块的12.7%和27.9%。

浙江民企实力全国最强,全国民企500强浙江一省就占了四成以上,经营体制和经营理念在全国也属领先。但从全球产业分工来看,浙江的集群产业大多数仍然处在价值链的末端。集群经济产品低档次、低附加值的总体特征没有根本改变,仍然处在以模仿创新、价格竞争为主的阶段。产业集群中企业技术创新的速度不快、开发新产品能力薄弱、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集群更多的是集聚而不是协调整合创新。